学党史和把握政治大局

 人们的行动总是基于他们对事物的判断，而要对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并不容易。事物往往多面而复杂，有时还示人以假象。如果只看到事物的某些现象而没有看清事物的本质，只看到事物的局部而没有看到它的全貌，只看到事物一时的表现而没有看到它未来的发展，只看到这个那个事物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就匆匆忙忙作出判断，还以为这种判断是有根据的，那就很危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会作出片面的、错误的判断，甚至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失误。

 在认识周围事物和处理重大问题时，只有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慎重而反复地比较不同选择的利弊得失，才能作出正确判断。

 作出正确判断，最重要的是符合实际。这一历史经验，可以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找到许多例证。其中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在国内一些人中曾出现“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判断。作出这些错误判断并不是偶然的，也可以举出一些事实作为论据，但都是片面的事实。毛泽东同志此时写出《论持久战》，具体比较了中日双方的长处和弱点，认为中国的抗战必将取得胜利，但会是持久战，并指出它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有了这个判断和应对之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尽管几经曲折，但一直心中有数。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判断完全正确。

 科学的预见性，对于提高政治判断力有着重要意义。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1947年12月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那时候，国民党当局还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地域，包括几乎所有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军队人数仍大大超过人民解放军，还有用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部队，并且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援助。那时，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再过一年多，人民解放战争将取得全面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但毛泽东同志对当时的局势明确作出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这个重大判断，首先是从政治上看问题的结果。他分析：国民党区域的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人心向背，这是决定一切的。在军事上，人民解放军已在历史上第一次从防御转入进攻，它同人心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是不可逆转的。在经济上，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有了这个大判断，才能果断地作出随后的重大决策，包括发布“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发动三大战略决战，等等。这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自然地被提到现实日程上来。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也是建立在对政治大局的正确判断之上。1953年，党中央看到国民经济已经恢复，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已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在全国已取得重大发展，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已经签订。在全国大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党中央果断制定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几年内在全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尽管具体工作中有不足之处，但没有当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党中央十分关注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这是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定力的基本依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我国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几年实践探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又对中国的全局作出重要判断：“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据此，邓小平同志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还特别告诫党内同志：“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这些都是大的政治判断和大的政治决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面对当时相当严峻的国际局势，中国该如何应对？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同志指出，“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是何等的政治气概和责任担当。

 学党史，前辈们的那些光辉事迹和政治经验、政治智慧是无法忘却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党中央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从国内外大势和全局出发，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政治大判断和政治大决策。

 提高政治领悟力，要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做到这一点，就要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深入领悟和准确把握。社会生活异常复杂，为了推进事业发展，必须在众多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是抓住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大事抓住了，小事就迎刃而解。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对于如何选择革命的道路，党内曾发生过严重分歧。毛泽东同志通过深入调查研究，认定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础上，武装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才能成功。而党内另外一些人，由于不了解农民问题的政治重要性，没有认识、领悟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是照抄照搬，走城市武装起义的路子，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这从反面证明毛泽东同志认识和选择的革命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上个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同志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不抓农民问题就没有政治”“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跌跟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东走在对外开放的前列。广东地接港澳，又是重要侨乡，而且一直有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传统。1979年1月，一封关于香港厂商要求回广州开设工厂的来信摘要送到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邓小平同志当即批示：这种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同年4月，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对外经济活动有较多的自主权和主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区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同志表示赞同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考虑，显然不只是为了广东的发展，而是高瞻远瞩，为对外开放开辟新路。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而深圳等经济特区就是在深刻领悟“杀出一条血路来”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大胆试、大胆闯，创造了奇迹。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打破过去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允许搞多种经济成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在一段时期内势必会拉开。但是，决不能让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样就违背党的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必须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作出更加积极有为的努力。”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要求，增强政治意识，真正提高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领悟力，为促进共同富裕不断作出新贡献。

 对于“国之大者”，我们必须深刻领悟。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时常会看到：党中央处理重要问题时，通常都不是只看到眼前短期的利害、就事论事地对待和处理，而总是从大处着想，想得很远。常有这种情况：短期内看来有利的事，从长远看未必有利，甚至会留下很大的祸根；而一些事短期内看来似乎要付出不小代价，从长远看却是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只有悉心领悟，才能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新征程上，继续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好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安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等，这些都是“国之大者”，也是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否真正讲政治、真正具备了政治领悟力的新的考验与检验。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来说，这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大政治。实现这个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说过的：“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总之，学党史可以帮助人们开阔眼界，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领悟力。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重要的不只是认识世界，更在于改造世界。改造世界，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三者缺一不可。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仅作出科学决策，从实际出发写出《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而且对执行决策的具体办法、可能遇到的有利和不利情况该如何处理，以及请示报告和检查制度的建立等，都作了细致而周全的规定，并且在执行中抓得紧而又紧。

 毛泽东同志对党的政治执行力有一段名言：“要‘抓紧’。就是说，党委对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什么东西只有抓得很紧，毫不放松，才能抓住。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我们有些同志，也抓主要工作，但是抓而不紧，所以工作还是不能做好。不抓不行，抓而不紧也不行。”

 大家知道，周恩来同志既有高度的政治判断力和政治领悟力，又有极强的政治执行力。1955年4月，他率团出席亚非会议。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22个没有同新中国建交，有的人在会上还猛烈攻击中国。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把原来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临时在大会上作了补充发言。他一开始就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这个补充发言很好体现和贯彻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在对外工作方面的政治判断、政治决策，博得会场热烈鼓掌。会议取得巨大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不知处理了多少复杂艰难的工作。他是一位有着远大战略眼光而又能巧妙付诸实施、搞好执行的大政治家。他对身边的人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家，就有那么多具体的事得有一个人管起来。我多做些这样的事，就可以使毛主席有更多时间来考虑那些大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提高政治执行力，离不开实干。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拿刚过去的2020年来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交出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

 回顾党的历史，大量事实说明，妨碍和危害政治执行力的“拦路虎”，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来说，主要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要害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如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上作风上被这几个“主义”缠住了脱不开身，政治执行力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其危害就是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在他那里落不到实处，就会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医治这几种“主义”的良方，像党的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实际中、群众中调查研究，集思广益。作决策和执行决策时，都坚持从实际中来又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是提高政治执行力的重要方法。

 历史是前人实践记录的汇总。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太丰富了。我们学习党的历史，不只是为了缅怀前人，更重要的是要从这部内容如此丰富的教科书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包括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而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